如果已知人格权的牵连利益、载体利益遭受侵害，则可推定固有利益遭受了侵害。

[37]122 Ga 190, 1905.[38]同注15引文，第48页。1980年保护新闻隐私的《隐私权保护法》。

信息自决权赋予个人原则上自我决定公开和使用个人数据信息的权利，属于它保护范围的不仅包括那些敏感的信息，还包括通过处理才影响到当事人人格权的信息，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人格权，是和通信秘密、住宅不受侵犯、平等权等基本权利有交叉重叠，但更多体现其独立的保护价值的一项新的宪法权利。对于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受侵害，可以得到司法救济的理解，不足以充分实现这项权利的保障目标，它只实现了权利防御的方面，个人的数据信息只有遭受不法收集、储存或使用时，此项权利才发挥效用，才得以消极对抗，国家在平日却并不因此负担落实这项人格权的积极义务，在无个案违宪审查体制的我国，若再不制定个人数据保护特别法，跟其他国家相比，在这一方面的保护力度，将会大打折扣。尽管通过法益权衡和政策上的考量，医生和病人的宪法诉讼并没有得到支持，但此案件却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个肯定宪法上信息隐私权的判决，具有重要意义。经过长期的适用和反复修订，该法的原则、监督机关、损害赔偿等制度，已日臻成熟，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范本。[58]主要表现为国家的保护义务，以及司法和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时，要作出符合基本权利的解释。

可见，肖像和隐私这两项人格权，确实存在某些内容上的重叠，因而，在大陆法系内部，各个国家也不完全一致。而如果把人格权作为独立的财产权，那么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如何对其定位又是一个问题，而就其性质来看，似乎已经发展得更靠近知识产权。但是，实践中如果某些行为没有进行审批就承认其效力，则会带来诸多问题。

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经当事人合意，法定代表人签章之后，合同即告成立，部分效力随即产生。法律要完成对于现实世界的规范，需要通过概念来表达具体内容及要求。契约通常于其成立时，即具有拘束力。如果说此时合同尚没有生效，那上述义务从何而来?[9]如果认为此时合同尚未生效，行情对卖方有利时，其就办理手续;对其不利时，就可以不办理手续，这显然对买方不公平，并带来交易风险。

[8]关于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生效时点的阐述，可以参见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理论的回顾与反思》，《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s期。2.可撤销的一般瑕疵行为。

例如侈柔先生认为: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设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传统效力制度中，人们借用司法判决效力中的确定力来指代行政决定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但大量、普遍存在的行政决定毕竟与具有终局性的司法判决不同，行政决定作出后，其效力尚待复议和诉讼等程序进行审查;对于未经复议或诉讼审查的行政决定，由于受有错必纠观念的影响，行政机关也可能会随时改变。对应该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还要用履行判决或者给付判决。可以通过例举加概括式的方式加以规定，不断地对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加以细化，逐步限制司法者的自由裁量。

因此我们认为，重大明显违法作为判断标准是可取的，重大明显违法尽管表述抽象、弹性空间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包容其他价值来进行分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并不一定在同一时点，可以是一个过程。例如将瑕疵行为分为违法、不当、违反逻辑、表述错误或含糊不清等瑕疵，或分为内容瑕疵、程序瑕疵、管辖权瑕疵、形式瑕疵等。合同成立、生效时点的确定对于解决此类案件非常重要。

重建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要对法律行为进行精细和科学的类型化，要区分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要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内容重新进行概括，要重新建立法律行为有效和无效的判断基准，要对不同的法律行为设置不同的效力形态，要对不同的效力形态适用不同的救济手段或法律处置措施。例如传统观点认为一审判决是一个不生效的判决，但是二审发现该判决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时，可以撤销。

过于单一的效力形态明显不适应客观情况需要，导致调整相应社会关系缺乏科学性，会出现浪费资源的问题成立生效时点确定不一样，裁判的结果必然不同。

合同生效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义务来履行，如果没有报批，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义务继续报批。所以，一个法律行为无效，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引起法律关系的紊乱，造成很多负面作用，简单地以违法来确定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显然是有问题的。一审判决既然做出了，只能说是没有确定的判决，但应该已经生效。即使是同一种效力内容，如实现力，不同的实现力也是可以分步实现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行为是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效果意思而产生的，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对同一个法律行为，由于生效时点的不同，不能简单的采取确认或者撤销判决。

根据不同的瑕疵行为设置不同的效力形态，就必须将瑕疵行为类型化。[13]有的学者提出，凡是法律术语中使用必须、禁止严禁等表达术语的，一般应认定为强制性规定;使用应该应当等表达术语的，只是一般性规范。

[2]佟柔:《民法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5]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三是合正义性，或者说某一特定时代的主流观念，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再如司法裁判中如何对待一个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过去在涉及职务性犯罪的审判中，法院直接改变工商行政部门对于涉案企业的性质认定，否认行政行为的效力，这种做法显然错误。

不过，既然行政决定违法，出于法治国家的考虑，除非更高的利益需要作其他对待，否则就应当清除其法律后果，并且在此之前有时还需要中止其效力。1.无效的重大明显瑕疵行为。所以，认为违反管理性规范不影响行为的效力的观点也难以成立，将管理性规范与行为的效力截然分开是不科学的。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包括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

[2]柴发邦先生的观点大致相同，认为: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为了发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而进行的一种合法行为。本文认同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律行为。

要想解决实践中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区分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行为，对这些行为的效力分别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二者的关系。契约通常于其成立时，即具有拘束力。

这说明这个决定对行为主体自身已经产生效力，如果送达相对人，对相对人也产生约束力，而不是等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才产生约束力。具有重大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被认为自始无效，排除在行政行为公定力之外，这是行政法上的通例，并且被许多国家的实在法所确认。

[8]关于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生效时点的阐述，可以参见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理论的回顾与反思》，《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s期。准法律行为之区别于法律行为就在于其法效为法律的规定而非当事人的法效意思的追求。有人认为，违反管理性规范的法律后果应该是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而不应当影响其民商事行为的效力。而可撤销的行为，要受诉讼期间的限制，利害关系人必须在法定时效内寻求救济。

总之，认定效力，不能简单考虑合法性标准，还要考虑合目的性，考虑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效果，要综合这些因素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例如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应该是无效的;欺诈行为、不具备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显然都属于重大而明显的违法;明显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行为以及严重违反社会管理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有效。

什么是重大明显违法?可以结合其他价值来进行综合判断。参阅王利明:《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年版，第135-137页。

因此，可以考虑用实现力来代替执行力。所谓效果意思是指行为具有行为人所希望实现的法律效果。